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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时事] “中国梦”与“完全极权”:欧美专家谈习近平修宪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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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3-12 04:22:26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中国修宪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,在国内外引起争议。记者访问两位欧美学者,听听他们怎么看待修宪以及中国近年的发展。

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政策系荣誉教授斯坦‧林根(Stein Ringen)两年前曾经出版《完美的独裁-21世纪下的中国》,当时他形容中国是“近乎极权”,但现在他认为要修正为“完全极权”。美国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(Clayton Dube)则认为,中国有别于其他一党国家,能够解决国内问题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,不能够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国来,他属于对中国崛起立场较温和和正面的学者。

然而两位学者都认为,如果中国只有一人掌握权力,会带来风险和不稳定性。


修宪争议

面对修宪争议,中国有自身一套论述。中国人大发言人张业遂表示,修宪有利于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,有利于加强和完善国家领导体制,而目前中共党章对总书记、军委主席,以及宪法对军委主席,都没有做出“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”的规定。他认为宪法只有“不断适应新形势,吸纳新经验,确认新成果,做出新规范,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”。

不过,两位欧美学者均认为这对中国并不是好事。

来自挪威的社会学者斯坦‧林根对记者表示,修宪是一件“大事件”,因为是正式确认中国的领袖拥有“绝对权力”,让习近平成为“唯一”的领导,斯坦‧林根形容这是“危险的一步”,没有人能制衡领导人,或会令领导人“犯错误”,或是变得过于自信去采取“具冒险性”的政策,一方面加大在国内的管控,或会造成国内系统的不稳定局势,另一方面国外亦会变得霸权。

虽然《人民日报》称今次修改国家主席任期,“不意味着改变党和国家领导干部退休制,也不意味着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”,但斯坦‧林根认为这次修宪明显是发出信号,表示没有人能够挑战习近平的权力和地位。斯坦‧林根认为,习近平目前的权力地位媲美毛泽东,没有人能够超越,或是与他并列。不过两人之间存在两大分别:第一点是中国已经富强起来,经济资源与军事实力比以前还要进步;第二点是行使权力上,习近平比较“具策略性”和“审慎”。

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主任杜克雷(Clayton Dube)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,今次修宪并“不是这么大的一件事”,他解释说:“党总书记、军委主席的职务更为重要,但没有任期限制,今次取消任期限制的是国家主席,相当于一个仪式头衔。”他亦提到,当年江泽民即使卸下国家主席一职,也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,反映要掌权超过十年,不限于一个职位。

杜克雷不赞成中国把权力集中在个别人士身上。他认为,一个拥有全权的领袖或只听从少数人的意见,可能会误判形势,增加了不稳定的风险。他这点与斯坦‧林根想法差不多,不过他强调这个问题不是出自今次本身修宪或是习近平身上,而是“体制的问题”。

“许多伟大的人即使聪明、有心有力,但一个人面对这么多事情,仍然是一大挑战,所以领导人应该找人分担这份重要的责任。”杜克雷说:“如果你反对习近平,你是与整个体制作战……就算习近平是一个很好的领导,但难保下一个不是一个坏的领导。”

习近平支持度

有一种说法是,如果中国人民支持修宪和习近平,就应该尊重中国的决定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,“完全赞同”修宪,并指这份修宪草案“充分发扬了民主”,“体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意志”。记者早前在两会随机采访多名人大代表,绝大部分均统一口径对修宪表示“非常支持”,认为习近平“领导得很好”,“希望他一直当下去”。

但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支持修宪和习近平,难以有量化的参考,网上反对修宪的声音亦被删除,尽管仍有少数人——例如前著名报人李大同,公开表示反对修宪。

杜克雷认为中国国内有一些民众或因习近平提倡的“中国梦”而支持他。

“我认为他建构了中国梦,给予人民一个模范的作用,不单是与小康社会有所连结,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指引和启发,这是一件好事。”但被记者问到,“中国梦”会否成为民族主义的煽动工具时,他表示有这个可能性,亦认同“爱国主义”的意识形态或许会转化成一些“不太健康”的东西。

斯坦‧林根认为,有很多迹象显示,习近平有一定的支持度,但这种支持度,可能是源自习近平利用民族主义启发民众,引发民众的仰慕。如果形势有变,这种支持度或会大变。他认为“中国梦”只是民族主义宣传的其中一环。

习近平2013年提出“中国梦”时已强调,实现“中国梦”必须弘扬以“爱国主义”为核心的民族精神,形容“爱国主义”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。

管控宣传

在两年前的访问中,斯坦‧林根介绍了一个新的概念,名为“管控专制”(Controlocracy),意旨不需要严加打压,人民会“自发地”自我控制、自我审查,不会去做“不应该做”的事情,人民享有一定程度的“自由”,造就一种错觉,认为“中国没有那么独裁”,但事实上一旦中国当局觉得有所威胁,是有能力采取行动压止。

斯坦‧林根认为,中国受惠于其经济发展以及科技的日新月异,其管控模式也更加“现代化”和“成功”,例如无处不在的监控镜头,以及人脸识别技术,显示政府可以如何“透彻地”监控民众。

斯坦‧林根表示,中国在互联网管控上亦更具智慧,不单是禁止部分“不当”言论,而是主动渗透一些充满党的意识、由上而下的想法,做法愈来愈高明,外界难以辨别这些意见到底是来自平民还是政府。

中国称,这些管控是为了“国家和人民安全”,避免影响社会和谐,防止谣言散播。中国公安部门透过监控系统缉捕罪犯也时有所闻,但有时则被批评是用来监控异见人士,打压他们的声音。

另一方面,中国爱国式宣传愈来愈多,例如近年的爱国电影票房甚为高涨。斯坦‧林根说:“我个人认为传统的宣传模式仍然奏效,当然,人民不是愚蠢的,可以看得出这些宣传有多笨,但如果这些宣传每天都存在,它是有影响力的,它未必直接说服你,但会麻木你的意识,如果我们低估这种看似没有效的宣传模式,这是错误的。”

这部由吴京自导自演的电影,具有浓烈的爱国主义色彩。

新华社评论指,爱国电影能够成功、票房高企并不简单,不能带有偏见地漠视观众的热爱,并引述演员称,这部电影不是所谓“宣传灌输”,而是中国的“爱国主义”。

体制问题

杜克雷说中国面对许多很大的问题,例如人口老化、气候变化等,他相信,中国领导人明白亦致力应对这一系列问题,中国有别于其他一党国家,能够解决“一些国内严重的问题”,提升人民生活水平,不能够硬把西方民主的一套搬到中国。

如果不走西方民主的道路,中国应该怎么走呢?

杜克雷认为,无论是国家主席、中共总书记还是军委主席,这些重要职位,应该设有任期限制,并制定一个较为稳定的机制,让贤能继任、权力顺利过度,这种机制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系统,但需具备一定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。

他说,近年的中国领导人,大多经过前任领导及党内元老商议,这种做法或有问题,但不得不承认中国有能力发掘胜任的领袖。

“我个人觉得,中国在培育领袖的能力方面十分成功,可以有十分胜任的人选,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完美,一些人或涉贪,但中国有能力培训和审核领袖。”杜克雷提到,中国地方官员任期不会太长,反问为甚么整个国家的领袖不应该受到限制和评核。

斯坦‧林根预言在可见的将来,中国的强硬管治模式不会有所软化,而在英国、欧盟、美国的现况来看,西方国家的民主进程正在“挣扎”中,中国的“成功”或会间接影响其他国家。

中国有一种说法认为,权力集中能够减少政治争拗,让政府更有效率。斯坦‧林根反驳指,中国政府目前并非“有效率”,而是因为坐拥庞大资源而可以处理很多事情,他引用世界银行的报告指,中国在管治效能方面,与西方民主国家仍然有一段距离。他认为如果以长时间来看,“民主”是更为有效,对人民有利的方法。

国际问题

斯坦‧林根认为,如果中国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一人身上,领导人或会变得更强势,在国际上变得更为霸权,干预别国内政,或会与其他国家有冲突。

他说目前已看到这种趋势,想跟中国做生意的公司或国家,不能够轻易得失中国和“伤害中国人民的情感”。

他举例说,知名汽车公司梅赛德斯‧奔驰因为引用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名言而向中国道歉;万豪酒店把香港台湾列为“国家”要道歉;挪威为了与中国关系正常化,这个本以民主、人权自豪的国家,需要承诺不提及影响两国关系的事情。他说,在经济上,中国推动“一带一路”构想,令很多发展中国家依赖中国,亦在世界各地设有孔子学院,务求以软实力“把中国故事说好”。

也许,欧美学者的说法会被视为“中国威胁论”。中国外长王毅说,“中国威胁论”“不得人心,可以休矣”,他形容中国是“维护世界和平”、“全球经济增长”、“全球减贫事业”的主要贡献者,“只要不怀有偏见,不奉行双重标准,从中看到的绝不是甚么威胁,而是满满的机遇。”

杜克雷说,习近平与欧亚、东南亚等国家合作,推动“一带一路”,整体而言是表达“正面的思维”,但他同时点出“一带一路”面对、“负债”等众多批评,但他相信习近平明白这些关注。

他认为,中国崛起不能够牺牲别国利益,否则会自然而然地引起别国抗议,中国或需要更强调,“一带一路”这项计划如何成为其他国家的礼物,并不仅是有利于中国。他相信中国国内有良好的发展,最终全球也能够得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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