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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米尔罕:要改变社会、电影以外还要行动
近年来宝莱坞电影在中港台成为一股热潮,印度演员阿米尔‧罕(Aamir Khan,又译阿米尔‧汗)成为重要品牌。他的多部电影作品涉及意识形态反建制、挑战权威,探讨印度社会、家庭、弱势及女性议题。
“我相信只要你愿意,创作人可以改变社会,”阿米尔‧罕近日在香港大学一个论坛上表示:“电影可以改变人心。”
这为他赢得“印度良心”的美誉,在国际享负盛名,成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使,频繁与各地元首会面。在中国,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,也公开向对方表示自己看过阿米尔.罕的作品《摔跤吧!爸爸》,很喜欢这部电影。《摔跤吧!爸爸》在中国备受热捧,创下近13亿人民币票房的记录,是印度本土票房的两倍多。
阿米尔‧罕有“印度刘德华”之称。
不少评论指出,阿米尔‧罕的电影探讨社会、性别、教育议题,华人社会容易产生共鸣,然而,在世上众多这类社会批判性的电影中,为何他的宝莱坞电影能够打入华人市场?他的电影填补了中文电影界的哪一块空白?而他所呈现的印度,又是否印度的真实面貌?
记者采访了几位专家,探讨这位印度巨星为何能在华语世界造成风潮。
引起中国观众共鸣的宝莱坞电影
在阿米尔‧罕扬名之前,印度的宝莱坞电影在华语世界一直比较小众,很少被市场接纳。
2009年,阿米尔‧罕主演、探讨填鸭式教育及精英主义问题的电影《三个傻瓜》(Three Idiots,又译《三傻大闹宝莱坞》、《打死不离三兄弟》),因题材引起中国大陆网民共鸣,透过网络传播在中国爆红。被正式引进到中港台三地院线后,《三个傻瓜》创造了宝莱坞电影罕见的票房佳绩。
阿米尔‧罕从此进入华语观众的视野,开拓了华语世界对印度、宝莱坞电影的想象。
习近平说很喜欢《摔跤吧!爸爸》。
2017年,《摔跤吧!爸爸》(Dangal,又译《我和我的冠军女儿》、《打死不离三父女》)在中国大陆上映,上映19日内就冲破8亿(人民币,下同)票房,最终创下近13亿票房,相当于印度本土票房的两倍多。新作《神秘巨星》(Secret Superstars,又译《隐藏的大明星》、《打死不离歌唱梦》)票房亦达7亿。
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讲师谭以诺则向记者指出,阿米尔‧罕的电影能够以本土题材走向全球的原因,在于它们能将社会性与娱乐元素较好结合,即使探讨的议题深刻而严肃,其文艺及娱乐特性始终相当丰富。
专门研究印度的媒体人任其然认为,阿米尔‧罕的电影在中国取得成功,是由这些印度题材在中国人心中的特殊地位造就。
同为崛起中的亚洲大国,印度与中国有很多可以互相比对的社会议题。《三个傻瓜》中对大学功利化、学生人生选择受限描绘深刻,《摔跤吧!爸爸》讲述严父以强迫手段将女儿培养成摔跤选手,针对男性主导家庭、女性社会地位、国家体育体制机械化等议题,这些都是中国观众容易代入的题材。
任其然向记者分析指出,中印两国在人口、经济发展上相似,中国一直视印度为重要竞争对手,但同时又认为印度整体水平不如中国,对印度抱轻蔑态度 ── 正因为这种心态,看到阿米尔‧罕的电影反映的现实竟然跟自己的生活很相似的时候,中国观众便会想:“为甚么中国没有这种电影?”
阿米尔·汗曾到访中国探望大熊猫。
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阿米尔·罕?
《摔跤吧!爸爸》、《神秘巨星》爆红,中国舆论热议一个问题:为甚么中国出不了阿米尔‧罕?
谭以诺说,近年印度电影受到国际注目,而中国电影未能达到同样成绩,与两地电影业界取向不同有关。“好莱坞较爱吸收一些他们本身没有的叙事、拍摄元素,来丰富自己的电影。但中国近年一直在参考好莱坞的制式,所以难以向国际输出自己的元素。”
他又指出,中国较受欢迎的“爱国”电影,事实上很难跨过民族边界,为其他文化的观众所接受。
阿米尔.罕到四川成都学打青城太极拳。
事实上,中国不乏探讨社会议题的电影,但很少以幽默讽刺的形式去表达。
谭以诺指在大陆,不触碰严肃主题的娱乐、商业片,与探讨社会问题的严肃电影,基本上无法混和:前者可以通过审查,后者则注定处于体制以外。
他以去年在境外备受赞誉的《嘉年华》为例:“一旦决定不在制度内玩,就不会只满足于谈家庭伦理,会针对权力关系、社会面向、官商贪腐等社会结构性、中国制度的大问题。”
“中国就是有一条这样严格的线,把两种电影分得很开。”
任其然亦认为,以娱乐方式来处理中国社会问题,这样的电影手法在中国的成效始终存疑:“可能恰恰因为阿米尔‧罕的电影在讲外国的故事,但又跟我们很像,旁敲侧击去面对我们的问题,这样的形式反而更吸引中国观众。”
任其然说,讨论“中国能不能出一个阿米尔‧罕”,实际模糊了一些重点。我们首先要问,阿米尔‧罕有多大反映了印度文化,以及印度今时今日的实况?
阿米尔‧罕镜头中的印度有多真实?
西方媒体倾向歌颂这位印度电影人的贡献,例如美国《时代》杂志,曾把阿米尔‧罕列作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,并问:“他能改变这个国家吗?”
在国际社会上,阿米尔‧罕被誉为“印度良心”,但在国内却是备受争议的人物。
2012年,阿米尔‧罕主持电视节目《真相访谈》(Satyamev jayata / Truth Alone Prevails),以脱口秀以及新闻报道方式,讨论印度社会的敏感、禁忌话题,包括女性堕胎及同性恋等。他亦经常为公共议题发声,在选举中鼓励国民投票,更曾在总理会面时,当面提出清道夫应否处理排泄物等议题。
阿米尔.罕成为了反莫迪派别声援的对象。
阿米尔‧罕倾向开放、进步价值的取态,不能取悦所有人。2015年,阿米尔‧罕在网上为平权发声,指印度“容忍度低”问题愈来愈严重,社会弥漫一股“恐惧”和“令人不安”的气氛 ── 这则言论引来保守派大举抨击,反对者在示威活动中烧毁他的照片,并扬言要他这名穆斯林“滚回巴基斯坦”,时时受到网络攻讦。
这几年,阿米尔‧罕与他的进步电影在国际社会大受欢迎,但印度国内的政经环境,在强人莫迪治下,不断右倾。反莫迪的一方倾向认同阿米尔‧罕,但保守势力则对他穷追猛打。
电影能改变社会吗?
任其然说,阿米尔‧罕所代表的是印度城市中产与精英的文化,崇尚多元,属中间偏左的声音,与今天印度整体右倾的意识形态,具一定对抗性,但亦越来越被边缘化;论国内受欢迎程度,阿米尔‧罕也不可能及得上强调经济发展的现任印度总理莫迪。
任认为,即使他的娱乐作品带有政治理想,但在印度能产生的效果,可能越来越有限。
阿米尔.罕2010年获印度政府颁授表扬公民贡献的莲花装勋章。
印度影评人安娜‧维蒂卡(Anna Vetticad)亦向记者指出,毋须过份抬高阿米尔‧罕的影响。维蒂卡认同他的电影,有别于只求刺激或娱乐的主流电影,更倾向触及印度公共讨论中不常出现的话题,部份作品对推动印度女性平权问题亦有帮助;但若说电影能一夜之间改变印度社会,不免流于夸大。
对于这个问题,阿米尔‧罕自有体会。虽以影视为主业,但他亦有采取实际行动介入社会议题,与太太创立基金会,关注印度的孤儿、食水、难民危机。
“电影可以打动大众、令他们明白一些东西,这是电影能够做到的最大效果之一,”阿米尔.罕在港大论坛上表示:“但如果你想推动更多,就必须走出音乐、电影、电视以外。”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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