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任陌生人是有条件的

    老父亲买了一台杂牌冰箱，告诉我价格是2500元。我用手机上网查了下，价格只要1200元。我很愤怒。父亲告诉我，冰箱是从一个“熟人”的商店里买的，品牌也是他推荐的。我想说这里面有欺诈，后来想想算了，除了怕搞僵父亲与“熟人”的关系，也担心为了一台冰箱给父亲的心里留下阴影。

    年轻人买东西知道上专业电商平台比价，也知道一线冰箱品牌有哪些，上当机会低。而老人不会，他们买东西更多的是依靠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“生活经验”，这“生活经验”是：熟人是可靠的。

    几十年前，“熟人”真的是可靠的。那个年代，人们以血缘、亲属以及居住地构成“熟人圈”，圈子很小。A村、B村只隔了一条溪，两村的人相互很了解。在这样的熟人社会里，人与人之间相互往来、相互帮助，一个人撒谎、欺骗的成本非常高，因为你骗了人，在那个很小的圈子里就没法立足了。在那个人口还没有流动起来，村子里终年都不见外地人的时代，欺诈是很难形成市场的。

    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中国每年有几亿人口在流动，首先是城里的“熟人圈”被打破，原先邻居家里的情况一清二楚，现在对门邻居住了几年了，也不知对方叫啥干啥。在一个“陌生人”社会里，撒谎和欺诈的成本要低得多。同样，相对封闭的农村也在发生改变，以宗族、亲属构建起来的紧密的社会关系在慢慢松散、解体，农民的圈子越来越大，现在所谓的“熟人”与几十年前的“熟人”是完全不同的，那时的熟人有共同的生活场景，相互知根知底，现在不可能了。

    而我父亲犯的错误在于，他仍然以为自己生活在“当年真诚的熟人”社会中，他既不会利用电商平台的透明比价方法规避欺诈，也不会承认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走远。现在，一个人你认识，并不代表你了解他的人品和过往。

    现在，层出不穷的电信诈骗、网络诈骗，是一个社会成长必经的阵痛。从“熟人社会”到“陌生人社会”，必然会助长谎言的蔓延，因为比起满是亲戚世交的过去，现在很少有人真正认识身边的人，人就更容易撒谎。于是，谎言和诈骗就成了陌生人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。

    当然，诈骗的社会问题也不是中国特有的。作为人类第一个进入现代社会的英国，在工业革命之后，英国“熟人社会”被打破，诈骗盛行。在经济领域，基于“熟人社会”里口头承诺与书面合同一样具有法律效应，法官可以凭一个人陈述甚至谎言进行裁决。如果看一下“西方法制史”，那么1671年是一个标志性年份。这一年，英国发生了一起影响“西方法治”的斗鸡案。

      “斗鸡案”的始末是这样的：有个英格兰人名叫约翰，贪图一只斗鸡，起诉斗鸡的主人，约翰说他们之间有口头合同，还请来自己的朋友作伪证。结果法官判约翰胜诉。后来斗鸡案被“反转”，真相披露后，舆论大哗。英国开始启动反欺诈与伪证立法，于1677年颁布了著名的《防止欺诈与伪证法案》，在这部法律中有这样一条，标的不低于10英镑的合同必须有对价或者书面形式。后来美国的法律也沿袭了英国“白纸黑字”的法律精神。这是在法律领域一个社会从“熟人社会”走向“陌生人社会”的标志性事件。这个事件告诉我们，在“陌生人社会”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必须是有条件的，一个人信任另外一个人，或是处于执法方（譬如公、检、法）要采信某人的口证，必须要有充足的证据链条，单凭“口供”或者“口述”是不能断案的。

    电信诈骗、网络诈骗之所以层出不穷，源于“信用社会”远远没有建立起来。人性中有贪欲，犯罪分子也不断利用人性中的贪欲，仅凭简单粗暴、漏洞百出的“口头谎言”就可以实施诈骗，而且屡试不爽。由于诈骗往往跨省甚至跨国，让一个地方的执法机构承担，真的勉为其难。除了需要统一打击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诚信制度的建设。什么是诚信制度建设？说白了，就是必须要有一种制度，在人说谎时要其付出代价；还有，一个人如果要相信另外一个人的口头表达，必须有一种制度，要求对方提供必要的“物证”作为信任链条，杜绝“口说无凭”。如果能做到这两点，那么陌生人社会就可以顺利进入信任社会了，不可能发生“几个电话”“QQ群里几段留言”就可以骗人家几百万元的事情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