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源: 第一财经网/日期: 2020-05-20
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资金的增长变化紧密相关,其中“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”(或称资金总量)是一个重要指标。
记者梳理了23个重点城市2019年底的资金总量,前十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成都、重庆、南京、天津和苏州。其中,京沪的资金总量在全国遥遥领先,深圳与广州的差距不断拉大。增速方面,近七年来,深圳、长沙、合肥、杭州和郑州的资金总量增长位居前五。
广州与深圳差距拉大
今年十强城市资金总量全部超过了3万亿元大关,三大金融中心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位居前三。
从整体格局来看,全国性的金融中心必须要有全国性的要素市场、交易体系,比如证券交易所;以及较大的金融机构总部,包括大银行、证券、保险、基金、信托机构等。在这些方面,上海和深圳都拥有证券交易所,北京则是金融监管中心,较大规模的金融机构总部十分集中。
2019年资金总量前23城
北京市2019年的统计公报显示,年末全市金融机构(含外资)本外币存款余额为171062.3亿元,比年初增加13922.4亿元。
上海市的统计公报显示,2019年,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132820.27亿元,比年初增加11679.94亿元。
尽管资金总量不如北京,但上海的金融业增加值超过北京,位居第一。数据显示,2019年上海实现金融业增加值6600.60亿元,比上年增长11.6%。当年,上海金融中心开放创新深入推进,全年持牌金融机构新增54家,“沪伦通”、沪深300ETF期权及股指期权、长三角一体化ETF、天然橡胶期权等金融创新产品成功推出。
京沪之外,深圳2019年末金融机构(含外资)本外币存款余额为83942.45亿元,比上年末增长15.7%,继续向10万亿大关迈进。
位居第四的广州去年资金总量为5.9万亿元,与深圳之间的差距已经拉大到了24811亿元,甚至超过第12位的郑州的资金总量。值得注意的是,2012年时,广州资金总量还明显领先深圳,但近年来却被深圳超过并且不断拉大差距。
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,广州和深圳之间的差距体现的是“新钱”和“旧钱”的差别,体现是产业结构的差异。“广州作为千年商都,传统商贸业很强,早期藏富于民,很多人是‘一铺养三代’,赚的是辛苦钱。”但近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,传统商贸受到不小冲击,资金集聚能力也受到影响。
相比之下,随着我国经济进入到转型升级新阶段,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级发展的标志性产业,深圳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最发达的城市之一,同时又是全国性的金融中心,近年来集聚资金的能力远超广州。
“深圳赚的是快钱、新钱,是有科技含量、资本含量的钱。”彭澎说,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十分发达,近年来,这些企业加速资产证券化,很多企业一旦上市发展特别快,很多资金沉淀在再投资领域滚动很快。
另一方面,得益于雄厚的地方财政优势,深圳能够给企业提供的优惠和扶持也更多,因此也吸引了不少企业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企业前去设立总部,进一步带来资金的集聚。
四个一线城市之外,杭州的资金总量达到了4.5万亿元,独处4万亿梯队。尽管去年杭州的GDP总量仅位列全国第九,不如重庆、苏州、武汉、成都等,但杭州的资金总量却超过这些城市,高居全国第五。一大因素在于,作为强省会城市,杭州集中了全省最好的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要素,杭州的资金不仅来于自身,也来自浙江全省。因此,杭州的位次也代表了第四经济大省浙江的整体经济实力。
另一方面,在五个拥有计划单列市的省份中,杭州是最强势的省会,无论是GDP还是资金存量、财政收入、高新技术产业等重要指标,都占据绝对优势。比如,杭州的资金总量是宁波的2.17倍。
从十强城市的分布来看,东部沿海占8个,剩余2个名额全部来自西部的成渝城市群。在东部地区,长三角城市群占4个,珠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各2个。也就是说,十强城市均来自四大国家级城市群。
值得一提的是,第三经济大省山东没有一个城市入围前十,其中资金总量最大的济南也仅位列全国第17位。
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,相比粤浙,山东转型升级步伐较慢,目前能源原材料之类的基础工业占比仍很高,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明显不足,此外中小微企业、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也较大。另一方面,从城市结构来看,山东以中小城市为主,城镇化率较低,中心城市的规模效应不突出,引领能力较弱,对资金的集聚能力也相对较弱。
近7年深圳增速最快
资金总量的增速和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映射。从23个主要城市近七年资金总量的增速来看,前六位分别是深圳、长沙、合肥、杭州、郑州和东莞,均超过120%,其中榜首深圳增速达224%。
近七年主要城市资金存量变化
东莞的资金快速增长与深圳有很大关系。彭澎说,东莞是深圳和广州的“混搭”模式,传统产业很强,同时近几年新兴产业发展也很快。近几年,东莞还承接了深圳大量高新技术产业的外溢,经济韧性好,聚集的资金也比较多。
上述前六名中,除了深圳和东莞外,其余全是近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省会,比如长沙和合肥就是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。
近十几年来,长沙的产业发展态势非常好,工程机械、汽车等产业迅猛发展,这些产业刚好契合了2008年以后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内需迅速扩大的需求。
再看合肥,2009年时合肥GDP仅位居全国第49位,但2019年已上升至全国第21。安徽省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林斐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,这些年合肥的整体发展思路比较清晰,一方面做好原有产业的集聚提升,另一方面是大力发展集成电路、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,很好地抓住了产业分工与升级的路径,特别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,抓住了很多机遇。
相比之下,23城中7年资金总量增长最慢的6个城市分别是天津、无锡、佛山、宁波、苏州和沈阳,其中天津仅为57%。总体上看,这6城主要包括了外贸明星城市以及天津、沈阳这样的重工业城市。
丁长发对第一财经记者分析,像无锡、佛山、宁波这类外贸明星城市、制造业大市,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正面临着产业转型升级的问题。一方面,传统制造业目前很多都面临产业能过剩的问题;另一方面,很多制造业随着人工、土地成本的提升,已经转移到中西部,因此这些城市的资金增速也比较慢。
而天津、沈阳这些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同样也处于产能过剩阶段,这些年随着能源经济下行,重化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也随之放缓。
“产业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吸纳资金能力方面的差异。”丁长发说,像深圳有很多天使基金、金融机构、高新企业,他们的平均工资都很高,但是在传统的制造业大市,他们的整体工资水平就低了不少,因此资金存量也存在较大差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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